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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庭動態】第五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回顧Ⅱ|頭腦風暴

20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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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6日,第五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復旦大學光華樓舉辦,活動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全球校友會聯合主辦,中國建設銀行上海市分行獨家冠名,綠庭投資、新犁資本、豐實金融、金浦投資贊助,第一財經研究院、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復旦大學綠庭新興金融業態研究中心協辦。


本次小編將為大家帶來論壇活動之頭腦風暴會議的精彩報道。綠庭投資榮譽董事長俞乃奮女士應邀參加本次活動,與多位金融證券機構首席經濟學家、投資人及企業領袖匯聚一堂,圍繞“貿易摩擦與大國博弈”“大灣區與長三角一體化”“科創板與創新發展”等話題帶來了精彩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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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腦風暴第一場——

貿易摩擦與大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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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第一場頭腦風暴圓桌論壇中,與會嘉賓圍繞“貿易摩擦與大國博弈”這一話題展開了討論。在場嘉賓包括: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程實,渣打銀行大中華區及北亞首席經濟師丁爽,麥格理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萬博兄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滕泰,博海資本投資總監兼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孫明春擔任本場頭腦風暴的圓桌主持人。


1、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結果如何


孫明春首先引出話題:去年的論壇上我們已經討論過中美關系和中美貿易摩擦了,一年過去,情況有非常大的變化,在座各位對于中美貿易戰的認識,尤其是中美貿易戰的背景、復雜度、未來的挑戰,肯定比一年前更清楚了。而特朗普總統說會有一個第一階段的協議,下個月APEC開會,很可能要簽署這個協議。這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下個月就要揭謎底了。所以第一個問題,請在座各位給大家預測一下,第一階段的協議具體會有什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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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爽認為,第一階段的協議總體很可能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容易執行的部分,比如中國購買美國的農產品,美國把10月15日的關稅暫免了,這是最起碼的內容,大家的預期是暫時的雙方休戰。因為雙方各有需要。從中方的角度來說,本來就要購買農產品,大豆的消費90%依賴于進口。如果不從美國進口,其他國家也提供不了那么多,說白了很可能最后發生的情況是美國把玉米運到阿根廷,阿根廷運到中國,這實際上就是增加成本;還有豬肉,中國需要增加供給。如果回到7月底的狀態,雙方這一輪就不虧不贏。但目前的階段中國相對來說虧一點,9月1日的關稅已經加征了,而12月15日是否加征關稅沒有明確,所以要看12月15日的關稅最后會不會取消。同時,為了取消這一點,中國會不會付出更多?這是值得觀察的。如果12月15日取消加征關稅,可能會使市場有所反應;如果能把9月1日加征的關稅再取消,那就是很大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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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指出,12月15日關稅取消的可能性很大。因為加征的1600億關稅主要針對三類商品:手機、筆記本電腦、玩具,美國從中國進口這些東西占從全世界進口的90%,如果一旦加關稅,或者不從中國買,短期內根本找不到替代商。第一次開始加25%關稅的時候,美國可以找到替代品,但到了后來再針對3000億加稅,他們主動往后拖,且已經允許美國進口商對9月份的商品申請豁免。從美國方面來看,對于貿易戰的傷害是越來越難以承受了。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在往下走,美國的制造業領先指標創2009年以來的新低,美國總統特朗普現在面臨的內部局勢也比較不利,因此需要緩和一下外部局勢,從而順利通過大選,所以現在已經到了有可能達成妥協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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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認為,我們曾經對中美貿易談判樂觀過,現在不能再那么樂觀。我們對中美兩國國力的競爭、意識形態的差異、科技競爭,甚至還有背后更深層次的經濟不平衡性原因,也應該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行為上看,特朗普貌似一個不理性的人,但實質上也許是最理性的:他深刻地意識到最近十幾年美國經濟增長的不平衡,80%的增長被20%新經濟產業的人口和地區分享,而大部分美國的傳統產業、傳統地區和相關人口并沒有享受到這一輪經濟增長的成果,這種情況下利用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性煽動民粹主義,把不滿歸因于對中國的貿易及其影響,這是其政治上最大的成功。他未來還會繼續利用這種方法來爭取選票。總體來說,對下一階段的貿易談判成果不易盲目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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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偉俊指出,這可以從兩個層面看:第一,經濟在過去十年有三個下行的周期,目前我們在第三輪下行周期里面,如果大家繼續打下去,第三輪下行周期就會愈演愈烈。經濟下行不僅有第一階段,還會有第二階段。雖然現在貿易戰可能不再增加新的關稅了,但導致原來經濟下行的趨勢并沒有終止。第二,更加長遠的層面是中美關系,之前貿易談判被綁架了太多東西。目前雙方開始采用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談判,它的做法就是分別把不同的東西講清楚,現在就是先把貿易這個問題談清楚。繼續往前看,中美關系當然是未來十年非常大的話題,這很難講清楚。因為這是自我實現的。如果大家信這個方向,大家都往這個方向推,它就會朝這個方向走;如果大家信那個方向,它就會往那個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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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實則闡述了他的結構性樂觀的觀點。他舉例說,IMF在10月15日公布的新一輪世界經濟展望測算結果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變化,那就是明年美國受到的影響會比今年受到的影響大,而中國相應受到的影響比今年小。這說明,隨著整個中美貿易戰的進一步變化,貿易戰產生的壓力更多從中國轉向美國,再加上美國大選的特殊年份,這可能會對整個中美貿易摩擦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但程實對另外一些方面不太樂觀。他認為中美之間在貿易之外,特別在金融、科技、全球治理等方面,全面、多維的競爭態勢比較嚴峻。如果用金融條件的趨緊和惡化來定義一種廣義的金融對抗,則目前已是金融戰進行時。我們在香港市場已經感受到了貿易和金融條件的惡化:第一,整個國際市場對中國資產的用腳投票;第二,整個國際范圍內針對中國的合規環境進一步的嚴峻化;第三,美國對中國金融機構長臂監管的加強;第四,對中國匯率操控的指控;第五,國際投資氛圍的變化。我們可以很明顯地察覺到這些金融條件的變化,使得中美之間對抗的中心從貿易領域向更多的緯度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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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接下來可能怎么打貿易戰


孫明春總結道:大家的觀點,分為樂觀的和不那么樂觀的兩種。確實,特朗普出爾反爾很多回,我們也不能對他抱太大的希望。目前不只打貿易戰,還有科技戰,以及在金融方面,把我們標榜為匯率操縱國之類的。現在很可能只是特朗普因為國內局勢自顧不暇,才采用了這樣一個短期的戰術上的變化。那么接下來他會怎么辦?如果繼續和中國打,美國經濟會很難受;要是不打,到現在他基本沒得到什么便宜,而且成本很大。如果他放棄了,沒有簽實質性的協議,在國內政治上也很難交差。


丁爽認為,打貿易戰可能不是純粹和特朗普個人有關系,而應該說中美雙方進入一個長期的競爭對手關系。中美雙方在多個軌道會有沖突和摩擦,貿易可能是當中的一環,而且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解決的一環。貿易戰對我們很不利,打到后來對美國也不利,所以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可能找到解決方法。但除了貿易,還會有其他軌道的問題,包括科技、金融、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各個方面。中國的處理方式是一個軌道跟另一個軌道分開處理,不要為了一個軌道的摩擦或者沖突而影響在另外一個軌道上可能的合作。總體來說,中國的策略比較明確,而且前后比較一致,能夠減輕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如果脫鉤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就應該在盡量推遲脫鉤的同時做好最壞的打算。丁爽指出,具體的應對策略有三點:第一,繼續談判,盡量地推遲脫鉤。第二,貿易多元化,我們現在對美貿易的比重已經在下降,對歐洲、東盟這些國家貿易的比重正在上升。第三,制造業還是需要進一步地強身健體,科技是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中國可能是唯一一個能跟美國打一年多的,但要防止美國和其他國家聯手跟中國打貿易戰或者其他戰的狀況,所以中國需要進一步開放,進一步改革。


貿易戰一年多來,給我們預示著什么?美國的決策者、美國的智囊會怎么想?他們對美國政府會有什么建議?沈建光認為,從美國學者的角度看,他們應該看到了:第一,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的實力,也就是中國可以和美國打一年多,現在沒有完全屈服,可能想達成協議,但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尋求妥協。中國去年在對美國市場出口下降了20%多的情況下,整體經濟還是不錯的,中國內需的龐大對美國來說代表了一種實力,可能會引起他們的警覺。第二,從貿易戰打起來就可以看到中美體制非常不同,這是非常負面的一點,中美脫鉤之路已經開啟了。貿易本身是中美之間最重要的關系,這也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一旦壓艙石沒有了,貿易之上還有金融關系、科技關系,現在又有社會文化關系(包括最近NBA的事件)、社會人文交往、留學生,上升到意識形態領域就更不同了,再上升到超級大國和趕超大國之爭。貿易戰一打,就把這一系列對于不同層次的競爭上升到對抗。盡管前不久彭斯說不希望中美脫鉤,但他實際上意有所指,認為中美脫鉤已經開始了。美國的決策者意識到,最后真正和美國競爭的只有中國有這個實力,而且中國確實有趕超的雄心壯志。一攬子協議很難達成,所以才會有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如果第一階段會達成,第二階段可能又會重新說很多事情沒有做到,或者要重新談,這是比較令人擔心的局面。包括美國和中國關系特別好的資深政治家都在說,貿易戰一開始,就再也回不到過去的關系。


滕泰認為,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美國人有時候好像也沒有那么現實主義,很多時候他們不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企業的應對和政治家的行為影響有時候是不同步的。比如短期看,貿易戰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已經在減緩了,邊際影響在遞減。很多老牌的美國企業早就找到辦法,繞過美國的出口管制和中國企業合作。中國企業也有中國企業的應對,比如通過匯率、價格、合約、出口區域結構的調整等。因此,對貿易的沖擊正在逐步減少。但可能從科技方面,美國很可能會加快遏制的步伐。而科技方面的競爭也會影響著兩國企業的變化,比如中國企業可能沒有安全感,在芯片等很多方面都想構建自己獨立的供應鏈,有可能在很多行業和應用場景都可能形成兩套體系。因此,企業的應對可能使后續的摩擦對貿易的沖擊越來越小,而對供應鏈的影響可能越來越大。


3、怎么看待中美關系長遠的發展


孫明春總結道:確實,有些美國政客想遏制中國發展,但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那么大的空間、那么大的市場,中國經濟的體量過幾年還會翻一倍。如果美國不和中國合作,放棄的經濟與商業利益太大了。美國的政客很難在中短期對中國下手,而且即便下手,美國企業家也有各種各樣的方法繞過去。所以,中美之間大概率應該是打打合合。在這個背景下,怎么看待中美關系長遠的發展?


胡偉俊認為,美國本身就是很復雜的國家。歷史上,美國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輸出價值觀的傾向,要把他們的自由、民主、宗教、價值觀輸出。另一方面,美國歷史上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是高度孤立主義、現實主義的國家,它是這兩個東西的混合體。在現在的狀況下,美國的戰略分析師要做的就是讓這個力量平衡。美國過去十幾年收入差距分配非常大,民粹主義上升很快,中國是很容易找的替罪羊。站在我們的角度,一方面中國國內還有很多增長的空間,只要有好的政策、更多的改革,這些空間可以釋放出來。其次,軟實力、意識形態很重要,我們要嘗試如何把中國的故事講好。中國該怎樣在國際關系的領域有更多話語權,該怎么跟對方溝通,告訴對方我們愿意更好地把這個餅做大,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戰斗;這樣就可以和美國的現實主義者更好地合作。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孫明春指出,目前不只是美國政界對中美貿易戰有共識,最近學術界也有一些變化。保羅?克魯格曼最近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關于全球化錯在哪里》,他承認他過去低估了自由貿易對美國藍領群體或某些特定行業和社區的傷害。雖然他仍然聲稱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對他的這篇文章,學術界有各種各樣的解讀。這些問題不是全球化自身的問題,而是美國國內政策沒有協調好。不過,國內政策協調的問題,像美國這樣一個兩黨制的國家,很多事情往往是懸而未決,很難操作和落實,想做一件事情很難。相比之下,尋找一個替罪羊會更容易。孫明春認為,值得警惕的是,保羅?克魯格曼承認自己的錯誤,很容易在學術界、精英界引發更多的保護主義傾向,從理論上強調全球化的局限性。中美貿易戰從美國的角度來講,本來純粹是政界的意愿,然后擴大到商界,而現在學術界似乎也有風向逆轉的傾向和跡象,這有點令人擔憂。我們現在與一年前對中美關系的看法已經非常不一樣了,美國那邊的認識也是很不一樣了。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做好最壞的打算?


丁爽認為,最壞的打算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該談的還是要談。從國際關系的戰略角度來看,中國雖然不結盟,但至少要少樹敵人。我們討論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這樣重要的議題,不僅僅要推動中國國內治理體系的改革,實現現代化,還應該包括對外關系。倘若這個國家最終要成為大家仰慕的國家,除了經濟實力之外,還要在道義方面使得國家治理的理念能被很多其他國家所接受,我們的文化、軟實力這方面也能夠得到增強。第二,中國的優勢在于國家戰略的方面能夠有一個比較長期的衡量,比如在科技投入可以運用更加市場化的方式吸引更多人參與進來。


程實指出,最壞的打算是:認識到這是一個長期持久戰的開始。克魯格曼認為最近的階段有損于美國的利益,這句話非常有意義。現在大家關注貿易戰,很多時候關注的是貿易平衡,但貿易平衡只是表,價值鏈是里,利益才是最現實的普適價值。對于全球來講,貿易平衡雖然在發生變化,但更重要的是在過去十多年來,整個全球的價值鏈在重塑,這意味著你在全球化分配的利益蛋糕里面取得的東西在發生系統性的改變。WTO和世界銀行出臺的2019年全球價值鏈的報告指出,在貿易戰2018年爆發之前,全球的價值鏈發生了三大變化:第一,全球貿易局勢正在從集散式向區域化轉變。在分散式的貿易價值鏈分布里面,美國毫無疑問是唯一的主導者,但是現在出現了三大中心,歐洲、美國、以中國為主的亞洲,權力就分散了,所以美國不光跟中國打貿易戰,跟歐洲也在打。第二,全球生產中心正在由西向東轉移,整個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當中價值鏈在上移,這對美國形成了強烈的挑戰。第三,全球銷售中心也在由西向東轉移,中國的消費升級或者中國的消費市場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這對于全球貿易的主導力來講,中國的實力也在增強,中國在從一個以前單一供應鏈的中心,變成現在供需的雙中樞,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代表了權力或者利益分配模式的變化。全球貿易體系和全球價值鏈的重塑需要新一輪的洗牌,特朗普只是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對于中國來講,中美關系已經不同了。一句話總結中美關系:“我們不再是我們,我們還是我們”,中美之間正在從過去經濟結構上的相濡以沫變成現在價值鏈上的相敬如賓。未來中國在整個價值鏈上和美國的競爭,或者在整個國際貿易體系或整個國際多維權力的重塑方面,中國和美國的競爭還會進一步地持續。中國如果要應對,有八個字就夠了:積極防御,守正出奇。“積極防御”是指我們不能光被人家打,更應該反擊。作為一個全球消費升級的中心,我們應該充分發揮對于全球價值鏈重塑的影響。“守正出奇”的意思就是我們要做好自己真正應該做的事情,在某一些領域可以做一些更積極的嘗試。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加快整個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把自己的內功練好,把高質量發展引導好,把“一帶一路”、區域一體化的核心建設好,把未來全球化引入一個區域化與全球化共同發展的格局。


孫明春最后總結道,過去這段時間,價值鏈的變化的確非常明顯、非常真實。確實有很大的挑戰,也有很大的機遇。不過人類社會在這么短的時間里、以這么快的速度發生這么大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涉及利益和實力的再分配,中間可能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和風險。全世界過去二十年發生了那么大的變化,接下來二十年又會有怎樣的變化?而恰恰在這期間,中國可能是唯一的有可能向美國挑戰的國家,風險、機遇、挑戰的確都是存在的。


——頭腦風暴第二場——

大灣區與長三角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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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頭腦風暴圓桌論壇的話題是“大灣區與長三角一體化”。在場嘉賓包括:華爾街見聞首席經濟學家、CF40特邀研究員鄧海清,華安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海通證券研究所所長路穎,中國建設銀行上海市分行黨委委員、副行長齊紅,東方證券總裁助理、首席經濟學家邵宇,上海綠庭投資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長俞乃奮。邵宇擔任本場圓桌論壇的主持人。


1、最看好哪一個城市群的發展?


邵宇首先提出第一個問題:在外需總體不太樂觀的背景下,內需主要是城市群發展跟區域一體化,包括三個大灣區:京津冀的環渤海灣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和廣深地區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以及現在我們所在的長三角大灣區,包括向北的通州灣、向南的杭州灣,以及向西的太湖流域。這些區域可能是未來投資、貿易,或者類似這樣的經濟發展要素聚集的關鍵所在地。那么從整體層面上看三個城市群,大家覺得各個城市群的競爭優勢分別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來十年最看好哪一個城市群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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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海清認為,中國三個大灣區各自的定位是不一樣的。相對來講,長三角灣區目前為止在政治定位上是最沒有結論的。其他兩個灣區的政治定位都很清晰,粵港澳大灣區基本上是中國“一國兩制”的試驗田,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最后到底怎么融合,除了經濟上的命題和產業上的命題之外,政治命題也是很重要的。渤海灣區的命題比較清晰,它是最高領導人的千年大計,雄安的定位有多高,渤海灣就可以做得多好,這個政治使命也是確定的。三大灣區中,長三角大灣區經濟體量最大,人口最多。長三角灣區可能是在解決“中等收入陷阱”這個經濟與政治命題,長三角灣區是最有條件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地區“中等收入陷阱”徹底消除的領域。對他而言,最看好長三角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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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采宜則最看好粵港澳大灣區。首先,她認為經濟發展最核心的資源是人口。三個灣區中,粵港澳大灣區人口最年輕,而且從目前的戶籍政策和吸引人口流入的魅力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流入數量或占比是最高的。其次,長三角灣區雖然經濟總量很大,但從人均GDP來看,大灣區15萬,長三角只有11萬,這就意味著當地的效率非常高,年輕人口意味著活力和創造力。長三角是培養人才的,大灣區是吸引人才的。培養人才是長期工程,吸引人才的效率更高。另外,從資本角度來看,以大灣區的深圳為例,70%是民營資本,而作為長三角老大的上海,國企占了70%。改革開放40年來,相較于國營企業,民營資本更有活力。因此,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粵港澳大灣區將發展得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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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穎也認為,年輕的地方,就是創新的地方。以深圳為代表的粵港澳大灣區,它的人口結構跟它的人才政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她認為,三個灣區承擔的都是國家戰略的定位,每個地方都有其不同的優勢,目前來看,未來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誰能做得更好,將取決于現在誰可以把政策用好。每個灣區都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關鍵在于認識到這些不足,并迅速彌補。另外,除了人才戰略以外,制度創新也非常重要,不僅包括企業機制的創新,還包括金融服務業的創新,如以上海為代表的科創板,以深圳為代表的創業板等。中國未來的科技創新,非常依賴于金融服務業的創新,上海在這方面具有一定的發展優勢。目前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在制度創新方面走得比較快,如果上海或長三角能夠把這點也發展好,未來的空間也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從短期的角度,她看好粵港澳大灣區,從中長期的角度,則看好長三角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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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更注重開放,上海與長三角更趨于穩健發展,京津冀主要是以政治立場為主。從四大行對金融業的貢獻度來講,長三角的貢獻度是最大的。她更看好長三角,因為長三角人口老齡化現象較為嚴重,如果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金融既能夠創新,又能夠穩健發展,那無論對國內輻射,還是跟國際接軌,都會產生非常大的促進作用或牽頭作用。并且長三角成立了跨區域合作示范區,解決了整個城市群在發展一體化中的壁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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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乃奮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地處“一帶一路”的南線,是國際戰略配置中的東南亞、南亞的重要中心。該地區的人口更年輕,價格更便宜。從配置全球資源來看,她更看好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立足粵港澳大灣區輻射整個南亞、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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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庭投資榮譽董事長俞乃奮女士


2、對標城市群,最好的發展樣本是誰?


接下來,邵宇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從城市群角度來看,什么叫理想城市群?怎么對標城市群?最好的發展樣本是誰?


俞乃奮認為,沒有可對標的城市群,中國的城市群也許會比紐約、倫敦等做得更好。首先,從基礎設施來講,在目前中國的體制下,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建立必要的基礎設施體系。其次,下一階段的城市之爭,其實是智慧城市之爭,需要基于互聯網等現代科技,中國在這方面已經走在前面了。應該大膽創新,這樣也許會創造出規模效應。如果能夠探索出更好的發展道路,那么中國的人均生產效率將有比較大的提高。因此,她認為,中國的城市群是全新的,沒有可對標的城市群。


齊紅也認為沒有可對標的城市群,所有灣區的建設目的都離不開開放和創新。城市群體的建設應主要考慮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跟國際接軌,二是怎么輻射。在城市群體中,通常有一兩個主干城市,通過主干城市帶動周邊城市的發展,使其真正一體化,這是我們要實現的目標。這需要的是開放和創新,因此沒有可對標的城市群。


路穎同樣認為沒有可對標的城市群,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后發優勢,除了在信息技術、科技創新、高鐵高速公路網、需求人群等方面有優勢之外,還能夠發揮制度優勢。創新之后,還有平衡。地區之間除了產業上的平衡、經濟結構的平衡,還有人的收入平衡,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做。


邵宇認為,從長三角灣區來看,上海及周邊區域可能對標東京更加合適一點。東京整個都市圈的人口密度高于上海,但上海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高于東京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換句話說這個城市不夠舒展。在東京從新宿乘坐JR 30分鐘很快可以到達市中心。而上海的鐵路、高鐵、城鐵、地鐵分開設計,各是各的站,從虹橋到陸家嘴,坐車要40分鐘甚至一個小時。在日本有很多線,一個站可以實現12條線換乘,所以有很多選擇。因此,我們在基礎設施能級的提升方面,還是可以向日本學習很多先進經驗。


林采宜指出,不同灣區的城市群,應該尊重自己的特點,因為它們的優勢資源不一樣。其次,還要考慮時代特點。紐約、舊金山、日本,它們的灣區或城市群形成的年代不一樣,所以它們所依賴的資源和方式是不一樣的。我們這幾個灣區生逢互聯網時代和高科技時代、智能時代,需要跟時代產業的發展相融合。如果將這兩個意識貫穿在灣區建設當中,我們的灣區將會得到較快發展。


鄧海清認為,紐約這種灣區的形成,可能是市場化的力量為主要驅動導致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化因素比較多,如果從最后成型角度以及內在制度環境的形成來講,粵港澳大灣區的相容度理應最高。環渤海的港區,政治資源和影響力較大,世界上只有中國唯一一家,整個渤海灣,北京秒殺所有的周邊城市。長三角地區,上海國有企業占70%,而浙江民營企業占主導地位,是一種混合型范本。長三角長成什么樣子出來,反而是最大變數。每個灣區可能有相同的血型,但最后長成的外表不一樣,制度文化可能出現巨大差異。

3、城市群一體化的瓶頸在哪里?


邵宇提出,其實在長三角一體化,乃至每個城市群的一體化里面,都有很重要的瓶頸繞不過去,存在一些約束條件。未來城市群一體化和深度城市化是深度動力,但是最大的約束,或者瓶頸在哪里呢?


路穎認為,考慮到我們的國情,這些一體化是不可能完全通過市場化實現的,這是瓶頸之一。另一方面,長三角各個區域的不平衡很難打破。在硬件方面比較容易,比如交通設施,高架輕軌通了以后,但考慮到政治治理以及制度融合,其推進還是相當困難的,瓶頸還是集中在行政區域劃分。如果在這方面可以達成共識,那么以后在科技創新、人才流動等方面就可能會出現一些創新。


齊紅認為,城市壁壘很難打破,這跟國家的長期體制機制有關。所有管理都是條塊結合,“條”上主要管政策、制度建設,“塊”上以利潤為主。像從事銀行、證券行業,都是以單個利潤,包括地方財政,都是以一個區、一個城市,以地方利潤為最后聚焦點。因此,如果不能打破體制機制建設方面的壁壘,要想實現整個群體的一體化還是比較困難的。正如建行田國立董事長一直強調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使命擔當,一家企業有一家企業的初心堅守,尤其是備受矚目的國有大型銀行,我們的初心從未改變。銀行屬于服務業,是實實在在為大眾服務的機構。只有回應人民的期盼和訴求,把新金融的科技屬性、普惠屬性、共享屬性和傳統的金融屬性更好地結合起來,在新金融的土壤里精耕細作,才有我們事業的發展空間。近年來,我們一直推動發展的金融科技,真是為了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先后幫助云南政府做一網通辦,上海一網通辦正在建設中。但由于每一個城市的辦事制度、流程,以及法律體系建設不同,現在還沒有打通線上公務員。雖然“條”上大的建設一樣,比如拿了抵押物是浙江的,或者抵押物是上海的,這兩個地方在法律處理上面是不一致的。如果在這些體制機制方面不能夠打破壁壘,整個群體的一體化建設就比較困難。


俞乃奮認為需要解決戶口問題,讓13億人中的10億人能夠在大城市落戶。這才是內需增長的希望所在,而且這個基數很大。如果中國未來十年能夠把戶口問題解決掉,讓農民的收益有所提高,并且在教育、醫療等方面能夠分享城市的便利和質量,中國的很多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林采宜也認為,無論在哪個灣區,最大的瓶頸都是戶籍制度。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動,尤其是年輕人口的流入。如果戶籍制度不能變通,那么教育跟戶籍便無法接軌。一個城市要想吸引年輕人口,解決教育就夠了。過去的年輕人,二三十歲到上海打工,沒有戶口,他最擔心他的孩子能不能在上海享受公立教育。教育是年輕人和兒童的需要,醫療是老年人的需要。政策資源不夠支撐10億公民流動,就應該優先讓兒童和年輕人先行。這三個灣區,集中了全國最好的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在資源不夠的情況下,應該學習美國,兒童優先,打通公立教育,先把公立教育跟戶口戶籍綁定放開。第二,稅收政策。三十多年前,深圳之所以能夠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主要就因為它是稅收的洼地。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是稅收洼地,就可以成為資本高地和人才高地。浦東的自貿區設立有幾年了,業務沒有顯著增長,就是因為它沒有成為稅收的洼地,沒有政策的配合。最核心的政策,一個是企業稅收政策,它吸引的是資本。還有個人所得稅政策,它吸引的是一流人才。香港與臺灣之所以可以吸引世界一流金融人才,主要是因為它的稅收優勢。第三,從京津冀到長三角尤其大灣區,市場經濟活力有相當廣泛的基礎。城市城市,城興于市,有市才是有活力的城,在市場基礎上面,在經濟活力基礎上自然而然形成。既然城市如此,城市群更是如此。我們要讓市場之手配置資源,少打造,多自然生長,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


鄧海清認為,三個灣區都有難念的經,最難念的是長三角經。渤海灣的任務明確,最大約束條件是中央權威。粵港澳大灣區挑戰很大,但是目標也很明確,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里是成為明珠,還是成為毒瘤,這兩個不同的結果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前途和命運。但是長三角大灣區的約束條件十分復雜,長三角大灣區的模式是到底以上海為中心的模式,還是組合化的模式?如果說上海全力支持長三角一體化,意味著上海以前對自己服務長江、輻射全國的定位要下降到區域中心。第二,從產業鏈角度來講,世界上所有的灣區都是在貿易鏈、金融鏈和科技鏈的環境下形成的。從現在往后看十年,上海在金融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但是如果以區塊鏈為核心的新金融出來以后,杭州等其他地方是否會成為新金融的中心,這是上海所要面對的問題。第三,全球化紅利結束之后,再度制造業化是一個重大挑戰,把寶鋼、上汽拿掉以后,上海制造業占比非常有限。下一輪真正的人工智能制造,可能又不是上海的強項,而蘇州在這方面的優勢較為明顯。因此,上海的城市抉擇會變得異常艱難。長三角的政府都很精明,每個政府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盤。干不干?干下來以后,是不是最大贏家?這是長三角一體化最大的挑戰。


邵宇則認為,制造業產業鏈,大家都想爭奪,這毫無疑問,因為都不想城市空心化。不過上海現在有華為的5G IOT研發團隊,從東莞遷到青浦,未來差不多會有三萬名工程師,包括芯片集群在張江,臨港有特斯拉50萬的產能,包括未來大數據,都可以成為全球高端制造的高地。當然大家想在未來價值鏈做分工,希望把研發或者集成放在上海,把整個產業鏈的生產制造環節布局到長三角其他區域,或者其他有工業基礎的產業園里面。當然這個只是上海想法,可不可以在整個一體化實現,有待大家的協調。這個協調一方面是市場力量,一方面亦需行政做出一些調整。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在戶籍上。大家在這里工作,沒有定居下來,人跟城市分離,就會有很大的后遺癥,這是一定要打通的。現在在做一個嘗試,即在長三角兩省一市里面,上海拿出青浦,江蘇拿出吳江,浙江拿出嘉興,在2300平方公里范圍內打造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在整個規劃中,希望可以把財稅、土地、戶籍方面打通,這是目前能看到的相對比較清楚的解決方案。

4、城市群一體化中住房問題如何解決?


邵宇提到,談到城市群一體化,包括屬地城市化,定居下來有一個問題繞不過去,就是房地產。在這種情況下,怎么樣為新增落戶的人群提供一個體面的住房環境?香港模式可能碰到問題,是否要回到新加坡模式?


俞乃奮認為,目前我國的土地出讓制度,住房用地、商業用地調整缺乏彈性,房產稅收過多集中在交易環節是造成住房價格偏高的主要原因。美國情況正好倒過來,建設成本非常高。建設成本未來可以用科技解決,用工廠化住宅解決。她建議積極發展住房租賃型物業,以滿足居住需求。


齊紅指出,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理念問題。我們國家長期的理念是封建理念,一畝三分地,一定要擁有自己的房子,才叫體面生活。所以每一個家庭,都買了很多房子,為了子子孫孫都有一畝三分地。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將來會出現兩種情況,即買不起房子和因房子太多而一直空置。第二,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所以建行提出要解決租賃住房。建行是第一家金融系統成立住房租賃公司,跟各個省政府簽訂租賃平臺,從平臺解決問題。長租既長住,長住就是安家。現在租房市場的問題是不穩定性。假如解決了租房穩定性,那租的房子就是自己的房子,沒有必要因為買房子而把自己所有消費打入谷底。如果從教育開始能夠轉變一些理念,從理念上能夠轉變,租房也可以是一種體面的生活,無所謂一定要把這個房子變成自己的。當然這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可能會有陣痛。


路穎贊同需要理念的轉變,但還需要由市場來引導。我們處在中國發展的最快時間,恰好處在一個大的房地產周期,我們似乎覺得這輩子沒有投資過房地產的話,幾乎就失敗了。理念轉變的希望在年輕人身上。如果一個城市都是老年人,那不可能把理念轉變過來。所以年輕人慢慢覺得,如果住得好,也挺好,除了投資以外,不用去買房子。因為總書記講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如果未來十年,我們恰逢好的年代,碰上股市大牛市,就不用操心房地產賺錢的問題。


林采宜不太贊同這是一個理念問題,而是由對需求的心理預期決定的。過去20年,日本的房子一直在跌,日本人普遍認為,買什么都行,千萬別買房子。而中國過去20年房地產周期走在上升通道,今年不買,明年貴,明年不買,后年貴,普遍認為現在不買的話,將來一輩子都不會有房子。這就是預期的作用。因此真正支撐房價的,除了成本、土地,還有一個因素是對需求的心理預期。正如面包的價格,不是由面粉價格決定,而是由買面包的人決定。如果大家都不想買面包,五塊錢成本的面包,兩塊錢也得賣,所以成本是一個因素。真正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需求,而需求里面,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預期,包括對房價的預期。為什么買房子?因為現在不買,將來就買不起。如果十年后房價只值現在一半,還買不買呢?這就是預期。第二,解決居住問題,并不一定要買房子。租房子住,跟買房子住,對生活品質的影響更多地取決于心理上的感受。如果教育不跟戶籍接軌,租來的生活,也是生活,甚至可能帶來的幸福感、便利感更高。如果不是被房地產價格預期所綁架,很多年輕人都能接受租來的生活,甚至是更美好、更有想象力的生活。因此要解決居住問題,并不一定要解決房價問題,解決租金問題就行了。


5、大灣區一體化的機會在哪里?


最后,各位嘉賓討論了在大灣區一體化過程中,金融怎么做?在哪里找到最大機會? 


齊紅認為,大灣區的整個發展,都離不開金融支持。但是金融支持怎么樣解決這些差異,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條”跟“塊”制度差異非常重要。在大灣區發展當中,就金融而言,像建行田董事長講的那樣,是第二發展曲線機會來了,實際上有很多事情要做。在發展過程中,要解決三個問題:第一,政策透明度的可持續。這是在城市群體發展當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第二,打破監管的不一致性。這非常重要。比如,粵港澳大灣區的監管形式相對而言就更開放、更國際化。所以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在整個監管體制上面,要有創新的動作出來。第三,允許創新,要有容錯機制。如果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線上線下業務,我們都可以大力發展,而且可以多元化。現在所有的金融都是多元化的發展,包括銀行的集團,持有的牌照是多元的,即使不持多牌照,金融也足以支持灣區發展。


俞乃奮則認為要投資智慧城市。如果大家有另類資產配置,那就要配置區塊鏈、智慧城市。路穎指出,自上而下看,要大力發展專業的機構投資者,沒有這個是不行的;此外,應大力推進專業的、以注冊制為代表的股權市場。邵宇也表示,城市發展也同步推進資本市場發展。鄧海清還特別提到近期政治局會議已經指明了以新的區塊鏈為基礎的新金融,這個是未來真正的探索里面重要的部分之一。


——頭腦風暴第三場——

科創板與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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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頭腦風暴圓桌論壇的話題是“科創板與創新發展”。在場嘉賓包括:浦東科創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傅紅巖,中金資本運營有限公司聯席總裁、中金智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國藥中金(上海)醫療健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單俊葆,美麗境界資本創始合伙人、雅本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汪新芽,天風證券副總裁、研究所所長趙曉光,遠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揚,源星資本董事長卓福民。趙揚擔任本場圓桌論壇的主持人。



1、中國宏觀經濟轉型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趙揚首先開場提到,通過前面兩場頭腦風暴的分析,包括上午的主旨演講,我們知道中國的宏觀經濟面臨很大的轉型,轉型的根本趨勢是從過去以房地產、基建、制造業投資推動的經濟增長,轉向以創新為主導的經濟增長,這是非常大的結構轉型。在這樣一個轉型過程當中,中國的宏觀經濟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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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紅巖指出,現在阻礙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社會整體進入了高成本運營時代,這個問題已經成為每一個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心病。在我們的生活中,交易成本和社會成本居高不下,在方方面面都能夠感受到。政府的管理成本高、社會的運營成本高、老百姓的各類生活支出成本高,這里面固然有經濟結構長期沒有順應時代發展做出調整的原因,也有我們國家治理體制存在的問題。比如稅收制度。我們的稅收制度自1994年稅改以后,一直沒有真正進行過大的變革,這種狀況已不能適應科技創新,無法鼓勵拉動內需和促使新舊動能的轉換。各行各業劃定勢力范圍,要素分配不夠均衡,各行業主體基于自身追逐利益的要求去提高本部門、本行業的超額收益。如果整個社會的治理成本、生活成本、運營成本不能真正降下來,居民不敢消費、民營企業不敢投資,那我們就只能從政府主導的基本建設投資,或者用低效率的國有資本進行投資。中國經濟要想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根本路徑是要把人的發展問題解決好。當前,人的發展成本太高。因此,我們必須對社會運營的高成本問題進行系統治理,把它降下來,讓人們的預期實現扭轉,讓人們以蓬勃向上、從容的心態從事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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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俊葆認為,現在中國新舊動能轉換,正處于一個關鍵的時刻。以往的發展靠基建拉動,現在在做的科技創新就是很好的趨勢。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改良式創新和集成創新有了長足的進步,未來很大的挑戰就在于怎么做好從0到1原創型的創新。中國從跟跑到并跑,未來有希望領跑,所以做好原創型的創新是未來很大的挑戰。另外,如果科技創新要想成為一個重要的增長引擎,那么股權融資市場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和傳統靠基建、房地產拉動不太一樣,創新型企業是輕資產運作,發展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靠傳統間接融資是比較難的,需要直接融資配套。八九十年代,美國的發展60%多來自于直接融資,特別是90年代以后,美國上市公司60%到70%的貢獻也是來自于新興產業。我們如果走這樣一條路,那我們的股權融資市場需要配套,特別是天使投資、VC投資的發展和培養。中國現在一級市場的投資人里面,最缺的就是有長期投資理念的LP。當然還有一點是發展好自己母國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科創板的推出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好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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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新芽結合自身的創業經歷,認為市場需要一個公平競爭的機制,但是現在這方面的市場環境還不存在。也許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話題,仍然有太多的束縛、太多的負擔,很多潛能沒有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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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曉光表示非常看好未來的機會,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第一個20年是貿易周期,機會主要來自于相對價差,那個時候賺錢的是貿易;第二個20年是以房地產為代表的城鎮化周期,賺錢的是受益于房地產消費的、為房地產提供材料的,以及金融,過去金融的主要業務都在房地產。中國未來20年肯定要進入一個新的周期,即產業立國、科技立國的周期。但這里面有幾個問題,如果站在產業和機構的層面,問題不大,但站在政府的層面則容易走幾個極端。第一,如何處理好房地產和產業的關系。我們第一個走入的階段就是完全依賴于房地產,繼續搞房地產。過去政府最大的詬病就是在旁邊指手畫腳,做各種規劃,但現在政府確實在為產業服務,問題在于如果沒有房地產帶來的收入,地方的政府債務壓力將會很大,產業服務就會出現問題。所以第一個問題是要平衡好房地產與產業的關系,不能走極端,比如全面打壓房地產。第二,2009年中國搞了四萬億投資,投向了基建和房地產,十年之后有了新的四萬億,這個方向沒有錯,大量的資金、資源都在往優質的資產集中,但如果不把研究做好,不把方向判斷對,就會有大量的錢被浪費,給了不該給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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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福民將問題概括為四個字:生(伸)首(手)鑰(要)錢。第一,生就是生態,營商環境,如容錯機制。如果沒有一個安全、長期、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創新搞不起來,就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第二,首就是首創,要尊重首創,做到知識產權的絕對嚴密保護,而中國在這方面仍有一些不足。第三,鑰,即鑰匙,現在我們很多卡脖子的東西沒有耐心做下去,這是個很關鍵的問題。第四,錢,錢是最重要的資源。1998年,全國創投私募基金只有幾百億,現在中國有十三萬四千億人民幣,而美國是十三萬億美元,這些都是市場化的基金。我們現在除了政府引導基金的錢以外,市場上民營的錢基本枯竭了。2017年募資情況最好,今年上半年和2017年上半年相比,募資下跌75%,投資下跌36%。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也要發揮政府的重要作用,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一點,包括新舊動能轉化在內的創新要達到決定性的拐點幾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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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創新轉型的局面會有什么演進?


趙揚總結道,從我們國家創新的市場環境來看,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個就是商業模式的創新要遠遠大于技術原創類的創新,大多數創新公司是以商業模式創新為主,而不是真正的技術創新為主,更不要說原創性。第二,如果有一個新的概念、模式或技術出來了,企業往往一哄而上,短期會出現幾十家、上百家的企業快速進入到這個新領域,拿到大量的資金,但往往堅持不了兩三年,水落石出之后,死傷無數,一地雞毛。接下來的問題是,未來中國創新轉型的局面會有什么演進?上述兩個特點是否會有所改觀?或者這種局面本身是對經濟有利的,因為它畢竟引入了激烈的市場競爭,也許是對社會和消費者有利的狀況,也許是我們不得不經歷的過程?


卓福民認為,舊常態一定會到來。中國目前的狀況尚得不到扭轉,什么都是一哄而起,真正腳踏實地花大力氣做硬核科技的企業太少。企業需要有長期的堅持,而長期的堅持則需要一種功力和制度,需要長期的創新。現在的問題在于資源的配置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大力提倡的事,政治上一定不會錯,但大家一哄而上則一定完蛋,一定是一地雞毛,這個問題的解決還是要回到三中全會精神上來。


趙曉光認為,這種一哄而上的狀況是一個客觀的必經過程,德國、日本的制造業,在發展早期也遇到這個問題。在技術含量不高的時候,都容易出現大量的模仿和跟進。這個模仿和跟進對用戶、產業端不一定是壞事,比如LED行業,大量市場化的模仿和跟進導致成本不斷地下降和技術不斷地提高。在這個層面上,要尊重市場規律。如果覺得有利可圖,那就去做,去創新。比如現在的鋰電池,它必須要有大量的人去做,如果它被壟斷了,那么成本將無法想象,新能源汽車就無法普及。因此,只要能夠實現成本的下降、行業的普及,客觀來說不是壞事。第二,中國面臨最大的問題不是內部模仿,而是東南亞在模仿我們,因此我們必須加快科研轉化和科研孵化。我們的創新有時候不要太刻意注重高大上的東西,實實在在的替代進口是第一步。


汪新芽指出,在中國,做一個大的產能,有三個參與方。第一,政府是必需的,要有土地,要通過環評;第二是股權方;第三是信貸方。最近這兩年,江浙一帶的政府方面逐步變得理性,他們會考慮環保問題,以及是否會產能過剩。在股權方面,基金和上市公司都有短期的業績回報的要求,他們會做出理性的抉擇。銀行的商業信貸也會相應地跟進。因此這種“一哄而上”會變得好一些。


單俊葆認為,一哄而上的現狀可能和我們民族的特質和文化有關系。在美國,大家對原創的知識產權會有敬畏心,而我們喜歡跟風,一看別人賺錢,自己就想去做。在特定階段,政府的推動,“管不住的手”有時助長了一哄而上的狀況。辯證來看,適度的泡沫有時候比無人問津好。從投資的角度來講,創業的企業家不要再輕易進入紅海,因為紅海是由很多失敗企業的鮮血染紅的。另外,創業應盡量形成一定的“護城河”,有一定的門檻,這也是投資七大要素里面最重要的一點。特別是在中國,太容易出現產能過剩了。對投資機構來講,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輕易追逐風口,要有定力,守住初心,做好自己有特色的投資。


傅紅巖認為,第一,要管住政府。政府這只手一定不要過多地做規劃、過多地出政策、過多地做引導。一個理性的政府,結合自身區域發展條件和自然稟賦進行合理規劃比較好。但如果是人才、技術、資源稟賦很差的地方,倘規劃搞科技,那就是在浪費資源、破壞創新生態,最終會破壞市場環境、抑制創新。第二,讓主體更加理性。不管是投資主體還是創新主體,他們都應該理性,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投資人要避免急功近利,賺快錢;創業者也要有十年磨一劍的決心。第三,加快市場出清。無論是資本市場還是其他市場的低效率企業,都要痛下決心,通過各種各樣的政策,包括民間的行為,讓效率低的東西淘汰出去。只有這樣,創業空間才會更大,資源配置效率才會更高。


3、科創板的推出會不會帶來民間融資的新渠道?


趙揚繼續提出第三個問題:從錢的角度來看,目前股權投資中大部分的資金還是由政府配置,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那么,科創板的推出會不會帶來民間融資的新渠道?科創板引入以后,會不會給上海本地的民營經濟帶來新的機會?從國企的創投基金角度來看,怎么助力上海本地的民營經濟繁榮?


傅紅巖指出,首先,不能把科創板看得過重,不能施加太大的壓力。科創板的主要突破是注冊制,這是資本市場投資方和募資方基于市場規則自主自愿達成契約的基本權利,是向市場手段配置資源最起碼的要求。科創板的推出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但也不能把未來的科技創新完全寄托在科創板上。科技創新是個系統工程,資本市場的貢獻只是一個方面。第二,經濟發展有賴于各個行業的貢獻,其他行業也一樣重要,文化、消費、服務業也同樣對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科創板的推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問題。一方面,科創板的開設一定會為民營企業搞創新帶來巨大的機會;另一方面,科創板的開設在為投資者帶來豐厚回報的同時,也會激勵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關注硬科技的投資,改變他們的投資理念和行為,這是最大的效應。此外,科創板實施注冊制以后,加快了融資速度,好的企業不超過半年就能實現上市,這對于企業的快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卓福民認為,我們的資本企業解決了兩大問題。第一,解決了體制的問題。一開始搞股份制,就只想到體制上如何突破。第二,幫國際解困。現在面臨第三階段,中國新舊動能轉換最關鍵的是科技驅動和創新驅動,如果沒有相應的資本配套,那么這一件事便做不成。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科創板和注冊制試點是29年最大的一次改革,是歷史的創新。同時也有一個很大的擔心,上市的科創板的股票價格五成腰斬,但這是改革當中的鎮痛,長痛不如短痛,這是必須經受的。要培養市場化的森林,而不要培養計劃經濟的盆景。


趙曉光指出,交易制度的設計很重要。科創板有一個設計特別好,即投行做的項目,證券公司要跟投。過去投行大多數和大股東站在一起,現在和投資者站在一起。從本質上講,中國未來能否出現一批優秀的科創企業,這是最重要的。如果三年后、五年后沒有,那一個制度再怎么設計都沒有意義。美國的科技和科創基礎主要來自三個體系。第一,軍工體系,他們很多硬件的技術都源于軍工體系。第二,科研體系,斯坦福大學有18個國家實驗室。第三,大企業內部研發孵化。一般來說,科創、科研是有規模效應的。目前把第一批上市的科創板企業或者到現在為止上市的,定義為有一定基礎含量的技術企業,而不是完全定位為科創企業。科創板的意義在于讓中國的科研體系覺醒,無論是軍工領域、軍民融合還是科研體系,未來中國科創、科研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單俊葆認為,這次科創板的推出,一方面幫助沒有盈利的公司上市,另一方面實行注冊制,還有很重要的是發展自己的母國市場。英國崛起的背后有倫敦金融城,美國崛起的背后有華爾街的力量,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一次體量的崛起,背后一定有自己的資本市場的貢獻。科創板吸引更多有科技含量的公司進入市場,發展自己的母國市場,這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在雙創的背景下,要把擬上市公司做成一種資源,發展自己的母國市場,留住更多的資源在自己的國家上市,讓中國的投資人分享收益,同時能夠對實體經濟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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